词牌名是什么

词牌是曲调的名称，不是词的题目。它决定这首词有多少句、每句几个字、平仄怎么排、韵落在哪里，作者要做的就是把字按谱填进去，所以叫「填词」，不叫「写词」。搞不清这一点，就容易把词牌当成标题，把「念奴娇」理解成写一位女子的娇态。

词牌是曲调名，不是题目

词在唐代兴起时是配乐歌唱的，曲调先有，歌词后填。每个曲调都有自己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是词牌。后来曲谱失传，只剩文字格律，词牌就变成了纯格式的代号。

因为词牌只管格式不管内容，所以同一词牌下可以写完全不同的题材。要说明这首词写什么，就得另加题目，格式是「词牌·题目」，中间用间隔号，比如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

也有不加题目的，只标词牌，如《浣溪沙》《如梦令》。这种情况下，正文第一句往往承担了点题的作用，读者靠首句判断内容。选本里常见的「浣溪沙·一曲新词酒一杯」，其实是把首句当题目用了。

词牌名本身的来源很杂：有的取自教坊曲名，如《菩萨蛮》《浣溪沙》；有的取自人名，如《念奴娇》得名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歌女念奴；有的取自地名，如《沁园春》与汉代沁水公主的园子有关；还有的直接按字数命名，如《十六字令》《百字令》。

一是句数，全篇分几拍、几句；二是字数，每句几个字，全篇共多少字；三是平仄，每个字位置上该用平声还是仄声，可平可仄的地方标注为「中」；四是韵位，哪几句押韵、押平声韵还是仄声韵。

这四件事合起来叫词谱。清代《钦定词谱》收词调八百二十六、体两千三百零六，是收罗最全的一部；韵书常用《词林正韵》，分十九部，把诗韵里相邻的韵部合并，比诗韵宽。

词牌与字数不是一一对应。同一词牌常有多种「体」，字数可以差几个，句式也可增减，这就引出了正格与别格的问题。

还有一组容易混的概念：令、引、近、慢。它们原本是按乐曲结构分的，大体上令短、慢长，但不能当成严格的字数标准，同一个词牌在不同词谱里的归类也可能不同。

本名是《念奴娇》，别名至少有《百字令》《大江东去》《酹江月》《百字谣》几个，都因全篇一百字或名句而得。这种「一调数名」的现象在词里很普遍，是词牌流变留下的痕迹。

别名的产生有几条路径：取本调中的名句，如苏轼「大江东去」；取全篇字数，如「百字令」；取本调中反复出现的词，如「酹江月」。同一个曲调在不同时代、不同选本里被叫成不同名字，久了就都成了通用名。

判断是不是同一调，不能只看名字，要看句数字数与平仄。名字相同而格律不同的情况同样存在，比如《菩萨蛮》与另一支也叫《子夜歌》的曲调，名字撞了，格律完全不同。

看这张表要注意：字数是常见体的字数，不是唯一值。同一词牌如果存在多种体，字数会不同，标注时必须说明是哪一体，否则容易被人挑出错。

没有统一的裁决者。正格、别格是后人编词谱时作的判断，标准通常是「时代早、作者有名、填的人多」，不同词谱的取舍并不一致。

以《念奴娇》为例，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辛弃疾「书东流村壁」为正格、苏轼「大江东去」为别格；但《钦定词谱》等谱书以苏轼这一体为正体的做法同样存在。两种处理都有依据，不能简单说谁错。

所以写文章或答题时，稳妥的表述是「不同词谱的处理不一致」，并说明依据的是哪一部谱。直接断言「某作为正格」，遇到用另一部谱的读者就会被判错。

对一般读者，正格别格的实用意义不大。知道同一词牌可以有多种体、字数与句读会有出入，就足够应付阅读与考试；真正填词的人才会去逐字对谱。

王力把词牌之间的关系分成四种：调同名异（一调数名）、调异名同（数调同名）、调异句同（格律字句相同而腔调不同）、调同句异（一调数体）。这个框架清晰，但举例时最容易出错。

第一类举例要分清本名与别名。《念奴娇》是本名，《百字令》《大江东去》《酹江月》是别名，顺序不能反。第二类要说明是「名字相同、格律不同」，不能写成「同一个词牌的别名」。

第三类「调异句同」最容易被误解。字句全同不等于同调，因为配的乐曲不同，平仄安排也可能有细微差别，这类判断需要对照词谱，不能只看字数。

第四类「调同句异」就是一体多名。举例时务必加上「不同词谱处理不一致」这一句，否则很容易把某一家的判断当成定论。

词牌规定格式，词题说明内容。像《水调歌头》是词牌，「明月几时有」是词题，合起来写作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只有词牌没有词题的，通常以首句代题。

因为存在多种体。填词时增损字句、改变句读，都会形成新的体，词谱把它们分别记录下来。标注字数时要说明是哪一体，笼统说「某词牌多少字」并不严谨。

因为它全篇一百字。以字数代称是词牌别名最常见的来源之一，同类的还有《十六字令》。这类别名直观好记，但在正式文献里仍以本名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