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典是修辞手法吗

是，用典属于修辞手法

用典又称用事、使事，指在诗文中引用前人的故事、语句来表情达意。它归在「引用」这一大类之下，是引用的一种特殊形式，因此是修辞手法。中学语文的修辞格表里，「引用」是正式的一格，用典是它在古文诗词中的具体运用。

为什么有人怀疑？因为用典不只引一句话，还牵涉历史事件、人物、典章制度，看起来更像「用知识」而不是「用修辞」。判断标准在于它的功能：用典的目的是让表达更含蓄、更凝练、更有历史纵深，这与修辞的定义一致。手段是知识，效果是修辞。

也可以反过来看：如果去掉典故，句子照样通顺，只是变得直白寡淡，那就说明它起的是修辞作用；如果去掉之后句子不成立，那它可能是术语或专名，不是用典。

按使用方式分三类，这是最通用的一套分法。明用直接点出，读者一看便知；暗用化入句中没有痕迹，不知典也能读，知典则多一层；反用取其意而反之，翻出新意。

按内容还可分用事与用言。用事是引用典故中的事件，如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」；用言是引用典故中的语句，如「东篱」。两者常混在一起用，界线不必死抠，能说清引的是什么就行。

还有「化用」一说，指把前人语句拆开重组，融入自己的句子，介于引用与创作之间。严格讲化用不算用典，但考试里常一并讨论，遇到时说明区别即可。

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是用典最密的样本。孙权（「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」）、刘裕（「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」）、刘义隆（「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」）、拓跋焘（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」）、廉颇（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」），五典连缀，各有分工。

孙权、刘裕是正面榜样，写英雄不再、江山寂寞；刘义隆是反面教训，借元嘉北伐的草率，警告当时的韩侂胄不要轻启战端；拓跋焘是现实刺痛，写沦陷区百姓已在异族祠庙前祭祀；廉颇是自况，写自己虽老仍可用却无人过问。五个典不是堆砌，是层层推进的论证。

这就是用典的上限：典故在这里承担了议论的功能，省去大段说理。读者不知典，词就读不懂；知典，则一句抵一段。也正因为密度太高，这首词被后人评为「用典太多」，岳珂《桯史》就记过类似的批评，辛弃疾自己也改过几处。

「东篱」出陶渊明《饮酒》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」。李清照《醉花阴》「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」，用东篱而不提陶渊明，是暗用，把归隐的闲雅与重阳独处的清冷叠在一起。若不知出处，「东篱」只是一个地点；知出处，才读出「采菊」的影子。

「汗青」是制简工序。竹简先用火烤干水分，叫「杀青」，烤时竹简出水如汗，故又称「汗青」，后指史册。文天祥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用这道工序代指史书，是暗用兼借代。这个例子最能说明用典与借代可以重叠。

「长亭」是送别旧制。古代驿路十里设一长亭，五里设一短亭，供休息送别。柳永《雨霖铃》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」，用长亭点出送别场景，不必再写「送别」二字。长亭后来成了送别之地的代称，用的人多，典的色彩反而淡了。

引用是上位概念，只要引了别人的话或事，都算引用。用典是引用中「引事、引语且含典故」的那一部分。借代是换个名称说同一事物，靠的是相关性，如以「汗青」代史册、以「丝竹」代音乐，不依赖具体的故事。

「汗青」两属，是因为它既有工序这个故事，又用部分代整体。遇到这种交叉，答题时说明「既是用典，也是借代」比硬分高下更稳妥。多数教辅把它归入用典，理由是这个工序本身构成了一个典故。

区分的关键问一句：这个词语背后有没有一个可讲述的故事或一段可查的原文？有，是用典；只是名称的替换，是借代；直接标明出处并加以评论，是引用。

三个问题是备考中最常出现的，答案都落在分类与判断上。

两种说法都对，看语境。它首先是修辞手法，归入引用；在篇章层面，它又常被当作表现手法来谈，与对比、衬托并列。答题时按题目要求的口径写，别混着说。

掉书袋。典太生僻、密度太高，读者读不懂，效果就变成炫耀。辛弃疾的密典是本事，模仿者往往只学到堆砌。好的用典是「不知典也读得通，知典更有味」。

不完全一样。化用是把前人语句拆开重组，融入自己的句子，痕迹更淡，有时只借句式或意象；用典要有明确的典故来源，能指认出人事或原文。两者常交叉，说明时点到即可。